几天后，十多名良家少女被押至日军驻地，在一幢较大的民房里设立了慰安所。

▲日军在上海设立的一处慰安所。

带队搜捕周粉英的伪乡长老婆，以招工名义诱骗袁竹林的武汉女人，同样暴露了同胞间的丑恶。

周粉英的记忆中，天天来，来的人都不一样，还有的带着刺刀直接冲进房间。

她只有尽着的要求，痛心痛肺，却像小猫小狗一样地活。

袁竹林第一天做“慰安妇”亦如噩梦。到了鄂州慰安所的次日上午，日本兵就在每个房间门口排起了长队。

她晚年回忆：“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。一天下来，连坐也坐不稳，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。”

此后，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做日本兵的隶。

很多日本兵欺负袁竹林是新来的良家妇女，不肯用。一段时间后，她怀孕了。

她尝试逃跑，马上被抓了回去。日本人很生气，按住她的头死命往墙上撞，鲜血直流，孩子也流产了。

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与屈辱，是民族的，但更是个体的，是周粉英的，是袁竹林的，是无数留下名字以及未留下名字的受害者的。

▲日军军官不仅强迫妇女提供，事后还要与“慰安妇”一起合影。

在那个年代，也许只有人性偶然散发的一点光辉，才能够拯救陷入魔窟的“慰安妇”。

大约半年后，如皋白蒲镇伪政府里一个书记员可怜周粉英，花钱把她救了出来。

书记员要周粉英跟他过。周粉英不愿意：“我有自己男人啊，我要回家。”

他让她回家了。

周粉英有丈夫，叫倪金城，比她大5岁。他们团圆了。

然而，她的婆婆不让她进家门，邻居们也都在议论她“这个本弄过的女人”。

倪金城让她重新进了家门。他对她说：“你长得漂亮，是日本人把你抓去，并不是你自己要去的，怎么能怪你呢？”

两年后的一天，周粉英早上醒来，发现倪金城不见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

她心里明白，丈夫是为了报仇，杀日本去了。

袁竹林遇到的“好人”是一个日本下级军官，名叫西山。1941年左右，西山允许袁竹林回家探望。

一年来，家中变故，袁竹林几乎举目无亲。她似乎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，又返回鄂州，找了西山。

更多的籍“慰安妇”，没能熬过来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。

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，日军对“慰安妇”采取灭口政策，有的被关进山洞用机枪扫射殆尽，有的被用毒气成批地毒死，有的被投进水井里或活埋。

广州姑娘黄惠蓉，16岁时被抓当了“慰安妇”。当时约有100名姐妹一起被押往海南，到达黄流镇只剩下40多人。

17岁的黎族少女李亚茜成为日军隶后，多次逃跑，并拒服避孕药，后有了身孕。日军为示惩罚，将她剖腹致死。

1944年滇西大时，随军记者潘世征目睹了残酷的一幕。他在战地报道中写道：

我军攻克了腾冲最后几个敌人工事的时候，在一个墙缝之间，发现了十几具女尸，有穿着军服的，有穿军裤的，有穿着漂亮西服的，她们是被敌人蒙上眼睛用枪打死堆在一起的，有已经腐烂了的，有刚才打死的，有的手脚还在蠕动，惨不忍睹。

苏智良认为，75%左右的“慰安妇”，在战争中已军而死。

▲韩国慰安妇题材电影剧照。

活下来的，亦不容易。

她们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，却还要面对世俗与政治的双重歧视。

日军投降后，袁竹林找到她母亲，唯一在世的亲人。

新成立后，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，母亲情不自禁讲了袁竹林被强逼为“慰安妇”的经历。结果，居委会干部指责她是“日本”。

袁竹林在武汉偶然发现了当年骗她入火坑的张秀英。她马上找来户籍警察。那个警察却告诉她：“这种事算了，没办法查。”

因为是“日本”，1958年，袁竹林下放到了北大荒米山建设兵团，一去17年。

▲晚年的袁竹林信奉教。

周粉英也等来了噩耗。

1950年3月，她接到一个文件。这才知道丈夫倪金城出走后参加了新四军，并于当年在一次战役中牺牲。

那个当年唯一爱护她的人，真的不在世上了。

▲周粉英生前在家中接受苏智良等学者的访问。

也许沉默才是最好的自我保护，哪怕数十年的沉默伴随噩梦。

时光荏苒，等到社会开始反思与直面那段历史，等到她们终于有勇气讲出那个噩梦，她们已经垂垂老矣。

1998年，袁竹林含泪公开讲述她的遭遇，指证日军暴行。时年76岁。

2006年，她在广东湛江逝世，至死等不到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初级卫生保健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cjwsbj.cn/zonghexinwen/2022/1213/426.html